一是但凡看到人口少、面积小、辖县一两个的袖珍地级市，无脑猜他家里有矿，正常情况下不会错。二是这种地级市名字中带矿的，除了极个别例外（如铜陵真的产铜），一般都是叫啥不产啥。比如金昌市不产金（主产镍），白银市不产银（主产铜），铜仁不产铜（主产锰）……

  带着这两个规律咱们来看关中五市中的袖珍小市——人口仅70多万，面积不到4000平方公里，辖县只有1个的铜川。就着这点信息就能分析出，他是个资源城市，而且不产铜。事实上铜川名字由来也是个无厘头的故事，只是因为他的老名字“同官”与那个名气更大的“潼关”同音，为了怕混淆不得已换了个名。他主要产煤，所以咱们要聊铜川，就得从陕西的煤炭发展史开始聊起。

  相比隔壁的山西和河南，陕西的煤炭行业起步晚、机械化水平低，早期是被“倾销”的对象。

  渭北煤炭黑腰带虽然民国初就被提出了，但受限于落后的交通和地理条件，一直没有成规模的勘测和开发，走得是人挖驴拉的小作坊模式。当时“矬子里的高个”是韩城，原因也很简单，整条渭北黑腰带都在山里，只有韩城因为靠着黄河，具备一定的运输成本优势，能借黄河、渭河的水运优势把煤便宜的运出来。

  时间来到1934年，关中发展的生命线-陇海铁路通至西安，陕西终于得以与东部相接。都说要想富，先修路。陇海线的贯通大大改善了关中的交通条件，按理说应该是利好关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但这条铁路早期对陕西煤炭业的发展起到的却是负作用，给本就不发达的渭北煤炭业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这条铁路改善的是宏观的东西向大区域交通环境，并没有改善渭北煤煤炭带区域与西安之间的交通条件。通过这条铁路，山西河南的煤炭运往西安的成本更低了，而渭北煤炭带的煤，尽管离得更近，但从山里运输出来的成本并没有降低。所以就出现了很吊诡的一幕，一两百公里开外的晋煤豫煤，反而比本省自产煤更具性价比。这样一来，外地煤直接垄断了关中的煤炭市场，渭北煤炭尚在襁褓之中就被质优价廉的“进口”产品按在地上摩擦，被打得奄奄一息。

  抗战爆发后，山西河南相继沦陷，陇海线被切断，外地煤要入陕变得困难重重。而与此同时，陕川黔被定位为战时中心，西安更是被国民政府立为陪都，因此一大批沦陷区的工业公司、人口、资金西迁入陕。西安人口从1934年12万到1945年40万，10年翻了3倍多。而不论是人的生活还是工厂的生产，都需要用煤，一时间煤炭需求大涨。

  需求暴涨、但供给能力变弱，就出现了38、39年的西安大煤荒。有无比庞大的需求，而且外地煤进不来也客观上对本地煤形成了地方保护优势，是本地煤发展的最佳时机。于是离西安最近的同官（今铜川）进入了当时的陕西主政者邵力子先生的视野。但要用同官的煤，要解决两个问题，怎么高效开采？以及怎么便捷的运出来？答案是双线操作，一边兴建从同官到咸阳并与陇海线接轨的咸同铁路，一边筹建同官煤矿，上机械，上强度。

  1940年代初，煤矿、铁路相继完成，铜川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40年到46年，是同官煤矿的第一个黄金年代，1946年同官煤矿产煤21万吨，占全陕西的三分之一。

  当作为战时后方的铜川开足马力时，前线的日子正水深火热，尤其是河南。除了战乱，还有1942年的大饥荒，灾民向全国逃荒。不少河南人来到了铜川，成为了矿工的一员，“中不中”成为了矿上的普通话，据说到现在铜川都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河南籍。

  在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西部获得了两次工业分配的利好，而陕西在为数不多的在两次分配中都获利颇丰的省份。有一说一，陕西真的一直都是政策高地。在工业大投资大建设的刺激下，对煤炭和建材的需求带着铜川的资源型经济一路狂奔，并使得他的地位水涨船高，最终得以成为地级市。

  一五时期国家确立了重工为主的发展趋势，156个苏联援建项目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这些项目，陕西分到了24个，与老大哥辽宁并列第一，西安更是以14个的数量高居全国城市第一。这么多的项目建设和生产，得要多少煤啊，于是为保障煤炭供给，同官煤矿改组为铜川矿务局，自己还承接了一项“156工程”——西北最大的机械化竖井——王石凹煤矿，用以提高技术，扩大产能。自此铜川煤炭行业开始起飞。

  此时同处渭北黑腰带的蒲白、澄合、韩城三处煤矿一方面离建设中心西安距离不如铜川有优势，另一方面渭南正和三门峡斗智斗勇，实在没有心力大规模开发，这也使得这一段时期的铜川矿务局呈现了一家独大的态势。

  正是有了铜川矿务局这块金字招牌，1958年的区划大调整中，铜川撤县设市，成为了唯三被陕西省直辖的城市（另两个为咸阳和宝鸡）之一，风头正劲。

  这还没完，这么多项目建设，对水泥的需求也是以百万吨计，仅58年一年就需要60多万吨。铜川正好也产石灰石，这不巧了嘛。于是又引进东德的设备，筹建了机械化水平全国最高，设计产能亚洲最大的国营耀县水泥厂。别看水泥现在属于落后产能了，在当年高标水泥也是号称“洋灰”的高级货，不是想用就能用到的，这个水泥厂后来的辉煌程度甚至超过煤炭主业。

  而后三线多个重点项目砸下来，陕西又迎来了一波建设高潮。铜川自身接手的三线项目虽然不算多，但全省所有项目建设都需要能源和建材啊，铜川又迎来了一波大行情，煤矿，水泥厂开足马力，巅峰时期全市30多万人有20多万人在矿上，铜川的煤炭占比慢慢的升高，85年时占到了整个陕西煤炭产能的42%。这一段时期水泥更是出息了，不光供给本省，更是走向了全国，葛洲坝、龙羊峡、亚运村都是秦岭水泥浇筑，秦岭牌水泥成为了全国响亮的名片。

  然而命运的馈赠都早已标好了价码，送你到了巅峰，就该往下走了。之后铜川的发展也进入东北化时间，资源枯竭、产业萎缩、环保高压、被市场教育，然后省内重心转移（更加富煤的榆林接力成为陕西甚至全国的煤炭基地）、经济衰退、人口流失……铜川应该是陕西人口外流最严重的城市，六普到七普10年间人口减少13.67万，要知道他总人口才70多万，10年间人口锐减六分之一，这个数据是很夸张的。

  耀县水泥厂（后秦岭水泥）经历了8090年代的产值最高、利税最好，陕西第一家上市建材企业的辉煌巅峰后也斗转直下。09年破产重组，被老对手冀东水泥收购，上市公司被剥离成干净的壳后由中再资环借壳上市，而秦岭水泥的主体，在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资本运作后，成为了冀东水泥的全资子公司，算是重新焕发生机，但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

  每每提到这类资源城市转型困难，可以有一堆的诘难，什么思想保守啦、营商环境差啦，国企占比高啦、体制僵化啦等等等等。这里瓦冰想从区划设置这个方面来聊聊这个问题。

  大部分的资源型城市都是近代伴随着国家救亡图存的工业化尝试开始崛起的，他们在更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往往没那么重要和耀眼，很多都只是个县级单位。所以他们设地级市的时候，往往很难从周围的那些老大哥手里分匀出一些辖县过来，毕竟自己都是从那些城市中独立出去的，还想带着其他兄弟一起跑，有些不地道了。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近现代新兴的资源型城市大多都是袖珍小市，也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第一条规律。比如已经提到的铜川、金昌，再比如鹤岗、鹤壁、乌海、新余等等。这种城市一般就是市区带一两个县，人口在百万上下。

  这样的区划设置其实已经基本注定了你只能在自己的主业——资源产业这条不归路上走下去。因为这样小的规模就没有留下太多的辗转腾挪的空间。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都无异于一场艰难的二次创业，需要足够多的资本才能上牌桌；需要足够的腹地空间来提高容错率，来对冲风险；需要足够的话语权才能争取来政策支持。规模够大，门类够多，才有更多的尝试余地和选择。而袖珍小市，很难具备这些条件，要完全依靠自己实现产业更替实在太难，所以他们大多数都只能是在传统资源产业上缝缝补补；或者加一个文旅这种不会犯错但实则没什么比较优势的产业；再或者就是搞搞有国家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而这类产业在资源衰退型地区，其实更像是口号产业。张宝通老师提出的三分咸阳方案其实就有做大铜川，增大话语权以求降低转型难度的逻辑在里面，当然，目前来看，这条路基本堵死了。

  靠自己很难，扩容不现实，随着历史使命的完成，衰退或许是这类城市的无奈宿命。不过铜川相对东北的那些资源城市而言，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那就是他身边有一个必然会复兴的大哥——西安可以借力。这点没什么好怀疑的，在一带一路和陆权复兴的大背景下，西安绝对是要再度腾飞的。铜川的发迹本就是为西安提供能源支持，现在就回归初心，继续发扬这个定位，攀科技树的事交给老大，自己做好配套服务和成果转化就好。陕西制造、铜川配套，西安研发、铜川转化，或许就是现阶段最好的思路。

  铜川民国时期己纳入国家规划，西铜铁路建设就是民国时期的发展建设项目，在抗战时期支撑着抗日经济。解放后，一五计划重点项目，为新中国建设，尤其是国防建提供了可靠保障。三线建设是国家重点区域。现如今基础完善，只缺项目，是新型产业投资的良好区域，也是陕西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不需要再投入的区城，无论是公路铁路交通，电力网络、人力资源等优势突出，只缺政策和宣传引导。美好的地方总能再次繁荣昌盛。

  三线建设时期铜川建有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库 （存储战略价值稀有金属和资料）、战略雷达广播厂（当时对台湾 东南亚 亚非拉联络宣传的设备）、武器弹药兵工厂等数家师级单位。现在都已迁走原址已经废弃。 都是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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